清朝的四大統治基礎是什么?大清滅亡跟四大統治基礎有關!

  清王朝為何崩潰的那么突然?四大統治基礎是怎么瓦解的?

  清朝作為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,它的滅亡方式與其他朝代相比顯得很新穎。

  縱觀中國歷史,一個封建王朝要么亡于外族入侵和農民起義,要么死于統治集團內部斗爭篡權,但清朝是個例外,它是以中央威權下降、地方各省獨立,朝廷大勢已去,皇室退位還政的方式滅亡的。

  至于辛亥革命,作為一次激進的革命運動,辛亥革命的暴力范圍和程度有限,從武昌起義到清帝遜位,只有武漢、上海等地方爆發了戰爭。清朝身經百戰,一般情況下,這種小規模的戰爭是遠不能對它構成致命威脅的,戰爭沒要清朝的命,戰爭之外的東西卻終結了這個王朝。

  打個比方,辛亥革命像一陣風,風過后,清朝這座房子倒塌了,但理論上,這個等級風是吹不垮這座房子的,那房子為什么倒塌呢?因為支撐它的四根柱子——滿漢合作、地方支持、士紳擁護、軍隊效忠四大統治基礎全部瓦解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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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辛亥革命人物述

  一

  清朝是一個由滿人主導的、以滿蒙漢合作為基礎的政權,在其267年的統治中,滿漢合作是主流,但是作為征服者與被征服者,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也一直存在。從吳三桂反清到洪秀全起義,再到清末革命黨人造反,“驅除韃虜”的民族主義口號經久不衰,也最具煽動性,

  這很能說明問題。

  一個少數民族駕馭一個龐大的民族,必須隨時保持高度緊張的戒備心態,處處設防,才能獲得最大的安全感。就像錢穆先生在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》中所說的,滿清的那些制度根本算不上制度,只能算法術,這種法術是出于民族私心對付漢人而設置的。

  壓迫之下,必有反抗,猜忌之下,必有異心,當大家生活都過得下去的時候,彼此可以合作,當民不聊生的時候,民族矛盾就會激化。

  超曾說過這么一句話:“滿漢兩族并棲于一族之下,其互相猜忌者二百余年如一日,一旦有人焉刺激其腦蒂,其排滿性之伏于其中者,遂不期而自發。”意思是,滿漢兩個民族生活在一個民族的統治之下,相互猜忌防范了兩百多年,一旦有人刺激大腦,潛伏在腦海中的排滿性就會蘇醒發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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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清朝影視劇照

  太平天國運動以來,隨著湘軍淮軍相繼崛起,漢族官僚的勢力有所擴大,引起了滿清的警惕和戒備,只是國內外形勢復雜,清廷需要借助有能力的漢族官僚來維護統治,所以一直隱而不發。

  庚子事變后,清廷為應付內外危機,在軍事、官制、法律、商業、教育和社會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系統性改革。改革是各方利益的博弈,在這場新政中,滿清希望維護既得利益,擔心漢人借助改革來削弱滿人的權力和地位,而漢人則希望重新分蛋糕,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,在國家大事中獲得更大的發言權。

  在官制改革中,清廷宣稱每部設尚書一員,不分滿漢,但結果卻是滿洲親貴占據了絕大多數名額,連“滿漢各一”的舊例都拋棄了。清廷還大肆排擠漢族官僚,瞿鴻禨、尚書岑春煊、林紹年、袁世凱等漢族重臣或被罷官免職,或被調離中樞,張之洞也被明升暗降晾了起來,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載洵、載濤、鐵良良弼、蔭昌等滿清少壯派紛紛出任要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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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張之洞

  不管上面的那些漢官是因為什么原因被處理的(瞿、岑二人因與奕劻、袁世凱斗爭失敗而罷官),但在一般人眼里,這些漢族官僚是漢人在朝廷的代表,尤其是聲望日隆的袁世凱和張之洞,他們的背后站著整個漢人官僚集團。滿進漢退的結果是,漢族官僚對此耿耿于懷,對清廷的忠誠度大打折扣。

  從希望到失望,從失望到絕望,有個過程。

  轉眼到了1911年,清廷搞預備立憲,在欽定的13名內閣成員中,9名是滿人,其中7名是皇族。消息一出,全國嘩然,立憲派(士紳和商人階層組成的政治勢力)極為憤慨地聲稱:“君主不負擔責任,皇族不組織內閣,為君主立憲國唯一之原則。”清廷卻呵斥立憲派干預朝政,“議論漸進囂張”。

  此時大家都明白了:大清的江山是滿人的,漢人連高級打工仔的資格都混不到。

  這樣還指望漢人效忠,別逗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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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滿洲貴戚

  二

  與漢人勢力擴大相伴隨的是地方權力膨脹,這一點也得從太平太國運動說起。

  太平運動爆發后,八旗綠營都不堪一戰,清廷只能依靠地方招募勇營作戰,比如湘軍、淮軍等。勇營不屬于朝廷正規軍,朝廷不給編制和經費,一切都由地方自理,地方也沒錢,只能向朝廷要政策搞錢,這個政策就是厘金制度。

  厘金制度是對過往商人和境內的商戶收取通過稅和交易稅,數額很大,遠超過地丁銀(農業稅),是地方財政的主要來源,厘金除少部分上交中央外,大部分都留作地方開支,這意味著地方擁有了財政權。

  此外,受戰爭影響,原來戶部實行的解款協款制度(統一征收,統一核銷,有結余的省份補充入不敷出的省份)也名存實亡,戶部對地方財政控制力度大減,地方財政權愈發獨立。

  地方擁有了財權和軍權,就有了抵制甚至抗衡朝廷的資本。清廷對此一清二楚,也曾嘗試改變這種狀況,比如裁汰勇營,廢除厘金等,但均遭到了地方督撫們不同程度的抵制,最終只得作罷。

  此時,清廷還掌控著地方督撫的人事任命權,而地方勢力也還不足以正面抗衡朝廷,所以清王朝還維持著統一的局面。但是,地方勢力逐漸坐大的趨勢已無法逆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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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清朝地方厘金局

  庚子事變爆發后,清廷向各省下發宣戰詔書,郵政大臣盛宣懷下令各地電信局將詔書扣押,只給各地督撫觀看,并電告各地督撫不要服從命令。李鴻章帶頭抗命,南方各省督撫們公開不理會朝廷宣戰詔書,私下與列強達成了“兩不相擾”的協議,事后清廷不敢處理參與東南互保的督撫們,反而好言撫慰。

  經過這一事件,清廷顏面盡失,中央權威驟然下降,地方勢力急劇膨脹。

  慈禧活著時候,能夠用靈活的手腕和巨大的威望壓住陣腳,使中央與地方表面上過得去,慈禧一死,攝政王載灃沒經驗,沒能力,沒聲望,一頓操作猛如虎,一看就是二百五。

  “督撫大權,無過兵、財兩政,將事裁抑,此為最先”。載灃上臺后,為加強中央集權,決定收回地方督撫們手中的財權、軍權。

  軍事上,清廷下令近畿各省新軍均歸陸軍部統轄,成立軍諮府以執掌軍事行政,成立海軍部以建設海軍,設立貴胄學堂,專收滿人,培養高級軍事人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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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清朝陸軍貴胄學堂

  財政上,頒布了《清理財政章程》,中央設清理財政處,各省設立清理財政局,由度支部派專任監理官赴各省清理財政,規定各省清理財政局必須按季度詳報本省財政收支數字。

  經濟上,清廷也將手伸到了地方,打算將地方鹽政、礦務、鐵路等大權盡數收歸中央。

  下個命令就能把事辦成?政治有這么理想化就好了。載灃風風火火發布命令,地方督撫陽奉陰違,中央各部和地方為爭奪權力而摩擦不斷,甚至有地方官員暗中煽動民眾鬧事,向清廷施加壓力。

  當時社會輿論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朝廷“無非是聚集各省之財權,歸于政府而已,無非欲收集各省之兵權,屬諸政府而已”。

  載灃本想中央集權,沒想到激起地方的反彈,地方和清廷矛盾日益尖銳,離心離德,最后的表面和平相處都不能維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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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攝政王載灃

  三

  士、農、工、商,士是四民之首,包括入仕前的士(有功名的人)、入仕后的官,以及退休后的紳。在傳統中國,士紳掌握著社會上的絕大部分政治、經濟、文化資源,他們是朝廷的堅定擁護者,能幫助朝廷進行統治,作為回報,朝廷會給予士紳一定的特權和地位,為他們提供上升渠道,二者屬相互依存的共生關系。

  士紳與朝廷的聯系紐帶是科舉制度。科舉制度不是一個單純的選官制度,它也是清廷掌控士紳階層的工具,士紳階層是基層社會的真正控制者,掌控士紳階層也就掌控了延續統治的核心力量。

  但是到了清末,一切都變了。1905年,清廷廢除了科舉制度。

  按照梁啟超的說法,停罷科舉“使數百萬老舉人、老秀才,一旦盡失其進登之路,恐未免傷其急激”,意思就是廢除科舉讓幾百萬老舉人、秀才失去當官的門路,未免太急切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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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清朝讀書人

  毀人前途,如殺人父母。廢除科舉制度損害了士紳階層的根本利益,使清廷失去了對士紳階層的掌控權和意識形態的領導權,大大消解了士紳階層對清廷的忠誠度。

  科舉的路子被封了,但新式學堂的門打開了,興辦實業的春風也吹起來了。于是一部分年輕的士紳走進了新式學堂,接受近代新式教育,另一部分士紳放棄了功名思想,下海創辦實業。

  走進學堂的人,成了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,下海創業的人,成了民族資產階級,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,新的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階級力量逐漸壯大,對現狀越來越不滿,他們組織了各種學會、商會等團體,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和政治主張,于是,一股新的政治勢力——立憲派形成了。

  立憲派是從傳統士紳階層中分化而來的,他們主張發展新式教育、創辦近代企業,倡導君主立憲和地方自治,其著名代表有張謇、湯壽潛、湯化龍、譚延闿等。憑借強大的經濟基礎和廣泛的影響力,立憲派逐漸在地方經濟和政治事務中發揮了主導地位,在清末各種政治力量中居于中堅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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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張謇

  立憲派的政治主張是:改良專制政體,實行君主立憲,分享政治權力,發展資本主義。但這些政治主張與清廷維護滿洲權貴利益的目的完全相悖,圍繞立憲問題,雙方沖突不斷升級。

  從1910年起,張謇倡導江蘇咨議局(省級民意機構,多為立憲派掌握),帶頭發起了三次全國范圍的進京請愿速開國會運動,雪片般的請愿書,蜂擁至京的請愿代表,數百萬的民眾簽名,聲勢浩大,地方督撫也受其感染,聯名上奏,請求立即組織責任內閣,召開國會,以免人心沸騰。

  在強大的壓力下,清廷承諾五年立憲,然而第二年清廷卻搞出了“皇族內閣”,立憲派覺得自己被耍了,認為清廷已經無藥可救,紛紛站到了清廷的對立面。

  武昌首義后,立憲派領袖、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發表通電,號召各省響應,之后全國有十幾個省以咨議局為中心宣布獨立,由此可見立憲派的實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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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09年10月廣東咨議局開幕紀念照

  四

  繼八旗、綠營、防軍、練軍、勇營相繼墮落后,清廷在新政中開始大規模編練新軍,其中以袁世凱的北洋軍和張之洞的湖北自強軍最為成功,其他各省新軍規模都不大。

  新軍,即新式軍隊,士兵、軍官、思想、武器、制度都是新的,新事物與舊統治有著根本性矛盾,指望新軍死忠維護舊朝廷,有點天真了。

  新軍士兵的選拔標準比較嚴格,入伍者都是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青年,家庭成分多是破產農家子弟、手工業者以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,也有因科舉被廢轉而投筆從戎的秀才、生員等。

  相比之前的舊軍隊,新軍士兵的文化程度整體更高,知識越多想法越多,這些有文化的青年士兵,本身是很容易被革命思想感染,加之社會地位低下和家庭經濟情況不好,對社會現狀多有不滿,一旦被革命者滲透宣傳,立馬上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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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清末新軍

  以湖北新軍為例,武昌起義前夕,湖北新軍大部分已經革命化了,官兵們組織了很多社團,宣傳革命思想,發展革命官兵。據統計,當時湖北新軍一萬五千官兵中,純革命黨人將近兩千人,同情革命的有四千人,反對革命的只有一千余人,剩下的是中間派。

  士兵如此,軍官亦然。清朝末年有一股留學日本的風潮,其中有不少人是學習軍事的,這些人到了日本后,見了世面,開闊了眼界,對比日本的興盛和清國的衰敗,正常人都會對清廷感到失望,萌生救國救民的擔當精神。

  日本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主要活動地之一,孫中山、黃興等人就長期在日本領導革命工作,而富有激情的留學生自然是革命派重點發展的對象,尤其是軍事專業的留學生,更是革命的火種。

  軍官學校畢業的留學生回國后,正值各省編練、擴大新軍之時,清廷希望借助他們爭奪督撫們的軍權,地方督撫也希望利用他們組建自己的勢力,雙方爭相拉攏他們,所以這批人很容易地走上了新軍的領導崗位,如協統(旅長)、標統(團長)、管帶(營長),督練公所(編練新軍的機構)督辦、總教習,講武堂和陸軍小學的教官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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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年輕時期的閻錫山

  北洋的吳祿貞、湖北的藍天蔚、江西的李烈鈞、山西的閻錫山、云南的唐繼堯等,是其中典型的代表。辛亥革命中,這些新軍領袖發揮的巨大作用,有的甚至直接主導了一省的獨立。

  以上說的都是普通新軍,至于北洋新軍,都唯袁世凱馬首是瞻,而袁世凱被載灃一擼到底,差點被這些滿洲權貴搞死,雙方早已勢同水火,指望袁世凱和北洋新軍效忠清朝,無異于癡人說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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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辛亥革命(劇照)

  五

  一個政權的存在,必須獲得若干勢力集團的支持,清朝末年的情況是漢人不合作,地方離心離德,士紳階層反目,軍隊倒戈相向,清廷把不該得罪的勢力全得罪了,統治基也全部瓦解,大清帝國也就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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